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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里》与感动的大多数--对“旭日阳刚”的一种文
作者:龙扬志 提交日期:2011-2-17 18:47:00 正常 | 分类:生活细事 | 访问量:1793

《春天里》与感动的大多数
  对“旭日阳刚”的一种文化诠释
  
  龙扬志
  
  一切网络时代的奇迹离不开见证者与参与者双重身份的综合作用,“旭日阳刚” 可以说是“围观”时代的幸运儿:一段光膀子唱歌的视频引起人们关注,不仅行为本身构成了“醒目”的特点,他们演唱的歌曲及其演唱方式只是对常态的底层艰难进行复述,但正是这样一种坦然承受并应对生活挑战的状态击中了围观者内心。他们所演绎的,与其说是如火如荼的城市化运动中一个极为平常的个案经历,不如说是大部分失去体制庇护的中年人生存焦虑的普遍折射,因为仅有苦难还不足以引起围观者如此强烈的共鸣。
  这样一种围观符合鲁迅当年在《药》、《阿Q正传》等小说中采用的 “看”与“被看”模式,不同之处在于,当年的围观者只是看热闹,把他人遭遇当成满足自己简单好奇心的消遣,没有能力触及自身,而网络时代培养出来的看客得益于学识与学历增长,围观具有更加深刻的社会学、政治学意义,甚至成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文化需要。尽管网络热点随时转移,但是这些事件本身却映射出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民众通过热点实现对社会公共问题的发言,是社会管理参与愿望的一种实践,也就是说,具体事件只是一个引发相关问题讨论的由头,社会问题才是维持大众关注的兴趣点所在。因此,网络世界中的热点问题首先从情绪挑动开始,最后到理性的清理而终结,其过程由值得广泛、深入探讨的程度决定。
  “旭日阳刚”在短短半年时间里成为家喻户晓的草根明星,只有在电子信息爆炸时代才成为可能,特别是“围观者载体”的集体传播方式,知名度可以达到几何级上升:从成功走上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的《星光大道》节目到在《我要上春晚》节目中脱颖而出,获得在2011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演出资格,被称为“农民工”版的《春天里》在春晚与数亿观众见面,这一切都离不开网民尤其是“粉丝”的坚定支持。
  如果说网络仍然具有一定的个人性和技术难度,而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则因为特定的时空及其传统因素,其宣传作用非一般传媒可以比拟。从所调动的人力物力资本来看,一年一度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无疑是一个设计精致的文化装置,在这场不计成本的精神狂欢中得以成功亮相,具有消费价值的演员立刻会获得巨大的娱乐产业收益。点铁成金的造星功能并非央视天然具有的非凡禀赋,而是一个从文化单向传播时代开始便被规划在电视屏幕前的大众群体起着根本决定作用:如今这“黑压压的一片”仍然可以被引导。
  严格地说,这对由两位流浪歌手组成的表演搭档春晚献唱并不是音乐意义上的“翻唱”,他们努力追求与汪峰演唱风格的接近,真正的音乐翻唱是指歌手将作者已经发表并由他人演唱的歌曲,根据自己的风格重新演绎的一种行为。众所周知,汪峰的系列歌曲表达出对生命的热爱和生命意义的追求,像《怒放的生命》所宣告的一样:“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象飞翔在辽阔天空/就象穿行在无边的旷野/拥有挣脱一切的力量”。虽然是歌坛明星,但是他所创作的歌曲在内容上表现出鲜明的生活感和草根性,它们贴近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促人奋进。《春天里》的歌词本身就是概括平凡生命不甘平庸和追求改变命运过程中的艰难:“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 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通过这样一首歌,人们可以看到自己的处境及其真实未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喟叹注定是大多数人回首人生的普遍遭遇,尽管它是一种非常平凡的悲壮,但是对个体生命而言显然具有形而上的崇高意义,值得百分之百的悲悯和尊敬。如果说“旭日阳刚”的演唱比原唱具有更多的沧桑感,在我看来,还是因为个体存在诸种差异自然形成的结果。
  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选择演唱内容这一行为也代表“旭日阳刚”对歌曲加入了自身的理解,甚至“跑调”也获得了重新演绎的意义。这一点并不难解释,因为“跑调”与“业余”恰恰是紧密关联的。从业余的声音中传达出一种真实的自我经历,“有缺陷的”演绎就像一面镜子,不仅照出一位歌手在面对艰难命运时个人梦想执著追求的精神,而且也使观众从这里看到自我生命历程的影子。翻唱作为个体平凡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娱乐活动,终于在业余歌手这里获得了它的内在价值,它印证了艺术的现实根源本质,同时也使有缺陷的声音具有生活的镜像意义,即并非完美才具有生活价值和艺术价值,只要实现了对现实生活的艺术概括,就能打动人和吸引人。从这个角度来说,“跑调”的《春天里》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它代表的是对大众心灵的一种真实书写和慰藉,并且向习惯以成败论英雄的社会宣告:“我有一个梦想”。不论这个梦想与个人能力之间有多么大的差距,仍然代表着一种命运的抗争和安抚,唉叹,汗水,泪水,和掌声,欢呼,成功一样,都是其中合理的一部分,需要我们坦然面对,欣然接受。
  由此引申出一个更加宽泛的底层生存话题,比如在“新世纪文学”中出现了一个以身份作为写作与文学史概念的文学现象,即“打工文学”,对它的关注和讨论不仅仅停留在网络这样一种大众文化讨论层面,经济全球化浪潮意味着人力资源流动将成为这个时代的重要景观,打工群体无疑将成为维持社会机器飞速运转的主力。由于传统观念尤其是历史上形成的不健全分配制度影响,农民群体基本被排斥在国家红利分享行列之外,这造成了他们长期以来经济地位的弱势事实,并且这种全面的弱势困境还深刻影响到后代升学与工作等诸多方面。有关数据显示,全国打工大军中农民工群体占将近2亿之多,大部分处于真正的底层,他们的命运也尤其具有感动人心的客观事实作为依据。与文学诉诸意义的感动效果不同,以声音为表现形式的音乐通过内在旋律推进达到心灵共振的作用,从而获得思想的无限超越,正因如此,即使是“旭日阳刚”翻唱别人的《春天里》,人们同样可以从中感受到属于演唱者内心的真实遭遇,并宣泄倾听者自身的郁结。也就是说,“旭日阳刚”打动亿万观众的并非纯粹音乐意义上的歌曲,而是植根于社会结构中的艰难生存体验和主体精神创伤。
  与文学接受相比,音乐对于受众来说显然更具有平民性,因此通过“旭日阳刚”现象足以看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某种普遍情绪。当下的社会状况是,一方面,小康社会的进入使绝大多数中国人在生存面前获得尊严,但是另一方面,财富差距在加速扩大,各种寄居于权力和垄断暴利的利益集团严重损坏了普通大众的权益,这种局面促使人们对社会正义和公平更加向往。美国社会学家罗尔斯指出,社会制度必须把正义作为首要价值去追求,它和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是一样的。如果个人无法自我选择的不平等(如环境、家庭)深刻影响到人的顺利、持续发展,它显然不符合正义的原则。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应该是从全社会的角度去处理从出发点方面就存在的不平等,努力排除社会历史和自然方面等这些偶然任意因素对于人们生活前景的影响。以退伍工作安排为例,“旭日阳刚”组合中的刘刚是退伍军人,同样服兵役,农村户口的退伍军人并不能像城镇户口一样安排工作,这就是偶然任意因素的决定性作用。由于他人镜像标本更加容易获取,信息通畅时代的正义显得尤为敏感而重要,如著名的罗彩霞被顶替上大学事件,说明自身处境的改变有时会与个人奋斗结果无关,因此,在弱势群体正义诉求得不到全面有效维护的社会,人的价值充其量只是一个简单的社会学问题或数学加减法问题,个体终极存在意义成为拼社会资本的出牌游戏,而所有从初等教育阶段即开始灌输的价值实现说教将沦为现实的彻底嘲讽。从网络关注的这些公共事件可以看出,网络世界虽然具体组成身份无从辨识,但是这个江湖大体遵循着朴素的人道原则和正义原则,对于弱者的同情和关注有时还会转化为现实中的巨大力量。
  在中国集体无意识中,春天被赋予了生机、希望的意义,所谓“春华秋实”,象征着梦想的播种与收割。如今这么多人被一曲流浪歌手演唱的《春天里》感动,它说明这种共鸣并不是某种矫情的个人化情绪流露,虽然艺术对于人的感染不免以人对诗情画意的向往和逝水年华的追忆为突破口,但是借助“旭日阳刚”演唱而表达出来的集体感伤,无疑是一代中国人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所产生的典型情感。人们发现,通过30年不曾动摇的改革开放,中华民族已经取得伟大复兴的耀眼成就,与此同时,个人奋斗也终于成为改变个体命运的可行性途径,但是其过程仍然充满着不可预知的艰辛和难以把握的偶然因素,这样一种悲喜交加的感受,成为我们为建设一个真正富强、民主、繁荣的中国而继续奋斗的重要理由。
  2010-2-8 匆草于羊城苑


#日志日期:2011-2-17 星期四(Thursday) 晴 复制链接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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